唐·三彩文吏俑
—如果文物会说话—
我是大唐的笔吏，三彩为衣，泥胎为骨。双手交叠处，捧着半卷未尽的奏章。
1300年前，匠人以河洛黄土塑我形骸。宽袖长袍的褶皱里，藏着三省六部的威仪；冠上黑彩如墨，是进士及第时砚池的余晖。白釉净若雪，绿釉翠似柳，黄釉灿如金——三色交融处，恰似盛唐的底色：端方中见绚烂，谦恭里藏峥嵘。
我的十指紧扣，却非惶恐，是士人“修身齐家”的持重；面颊丰润如满月，是开元年间独有的从容。匠人捏塑我时，长安城正飘着科考放榜的纸花。那些朱笔勾画的姓名，最终都成了与我并肩立于墓道的同僚，守着地下的紫宸殿。
这方寸台基，比我更懂大唐的尺度。三品以下官员不得逾此高度，我的陶土身躯却因三彩釉色，在幽冥中挣得一分超品的气度。绿釉漫过衣襟时，恍若曲江宴上翻飞的柳浪；黄釉凝于袖口，正是宫灯映在奏折上的暖光。
我曾站在某位刺史的墓室东厢，与西厢的持刀武俑共守阴阳。他眉宇间锁着安西都护府的沙尘，而我袖中永远揣着《贞观政要》的残章。生时我们分立朝堂两端，死后却在三彩釉色里和解——文与武，原是大唐车驾并行的双轮。
如今，我仍保持着奏事的姿态，只是案前再无一盏雁足灯。学童指着我问：“唐朝的官也要考试吗？”我笑答：“你看我袍角的绿釉，可像你们课本里的《登科后》？”泥胎会老，釉色会黯，但士人掌心那团未冷的家国热望，永远与华夏文脉同温。
我非俑偶，是盛唐递给千秋的一封荐书——以三彩为印，以风骨为笺，写满“天下英雄尽入彀中”的坦荡。
